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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球吧体育7月，二次元爱好者迎来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复苏，这不仅包括新番和动画电影的重新安排定档，还包括全国各地陆续开幕的漫展。在刚刚结束的上海某漫展中，一则关于安全裤与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的争议。一名身穿不算暴露的日式水手服的女生在镜头中以跪姿趴伏在地，臀部抬起，引起了另一女生的厉声谴责，后者还喊来保安意图予以制止。随后穿水手服女生在微博公开道歉，声称自己并非故意以撩人姿态博眼球博出位，而是在持续站立两小时后体力不支。被拍女孩的行为是否“不雅”、舆论应谴责的究竟是女生还是摄影者，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邻国日本是漫画大国，由于漫画作品的低门槛，很多人都可以在家绘制，所以同人志（根据现有作品由粉丝进行二次创作的漫画短篇）一度十分风行。在网络远远没有如今发达的年代，方便同人志作品展销的Comic Market诞生了，之后逐渐演变为同人志、游戏、音乐和相关周边的大型展销会，很多知名作者都是在Comic Market上崭露头角的。为了保证作品的销量，在作品中堂而皇之地植入“硬色情”元素非常常见。

　　而中国的同人创作基本依托于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原则上并不需要一个线下的、甚至效率可能还极其低下的展会作为作品的载体，因此漫展也逐渐偏离了最初作为同人志作品展销会的核心职能，成为卖周边、主持、表演的综合性场所，许多coser和摄影师进行约拍。在粉丝经济的刺激下，各路cosplay争奇斗艳各显神通。

　　对很多人来说，去漫展最大的意义在于“拍到著名的coser”，欣赏coser是需要一定门槛的，至少你得看过特定作品吧，但欣赏“美好的肉体”则不需要，因此在漫展上出现度高、乃至被贴上“软色情”标签的动漫人物和大尺度“福利”照频频出现，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了。漫展上出现的引发舆论热切讨论的事件也不仅限于这次上海漫展。2015年的成都漫展出现了cos日军的coser,2017年某漫展曾出现cos维和部队的coser向日本少女下跪磕头的场景，而刚刚过去的广州“初物语”漫展，也有一位身着JK（日本女高中生校服）的女生掀起自己的上衣，出内衣供人拍照。这样会给非爱好者造成恶劣印象的事件无疑是展方想尽力避免的，因此很多漫展都规定禁止涉历史题材的cosplay 。

　　在针对水手服女孩的非议声中，有一类观点认为，她的行为不妥在于“不雅“，而这种”不雅“甚至无关着装，就算穿着长裤，在公众场所撅同样不妥。这种将私人场合和公众场所的行为举止区别对待的观念，社会学家戈夫曼曾经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前台/“后台”理论。他认为很多社会生活都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会场合或接触活动——他们在进行“台上表演”。“后台”则是人们组装道具并为更正式场合的互动做准备的地方，类似于剧院的幕后或者拍电影时的镜外活动。当人们安全地避往幕后，就能放松下来，把在“前台”小心克制的感情和行为风格发泄出来。

　　在很多人心目中，撅是一个带有明显性暗示的动作，在日常生活中只应出现在“后台“，绝不能进入“前台”，但漫展作为一个集表演、销售、摄影、娱乐等功能于一身的特殊场所，本身就可以看作一个大型“舞台”，人们日常生活中认为是“不雅”的动作，在舞台上却未必。很多同样带有性暗示意味的性感舞蹈，比如已故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代表性顶胯动作，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而很少收获批评的声音。除了漫展，女性穿着较为暴露的公众场所并不少见。车展上的车模穿着清凉，体育比赛间隙的拉拉队员身着短裙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沙滩浴场上穿着比基尼晒日光浴的女士比比皆是，还有体操、跳水、游泳、花样滑冰等具有观赏意味的竞技体育项目，女性运动员的着装都是相对较为暴露的，但由于她们所在的情景特殊，她们的行为便得到了接受和认可，那为何穿着安全裤的coser在漫展上的行为就不被容忍呢？

　　视频中忍无可忍最后喊来保安的女生说了一句“不要给JK制服抹黑了”，想必道出不少人的心声，所以ta们加入了针对被拍女生的讨伐大军。很多批评水手服女生的声音，同样来自JK爱好者。不少JK爱好者都有相似的不愉快经历，因为穿着水手服就频频遭遇异性搭讪，她们认为将水手服与色情意味联系起来的谈球吧体育，正是这名女生这样的“下流”行为，因此挺身而出，要捍卫JK和JK圈子的“纯洁性”。

　　事实上针对JK制服的争议由来已久。JK两个字母是日文罗马音“JyoshiKoukousei”的简写，意为女高中生，JK制服就是日本女高中生的校服与“泛校服”，主要由衬衫、毛衣、裙子等部分组成，即使在严寒飘雪的冬季，女学生也在低温中双腿与膝盖，这被不少人认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穿JK制服的风气也于近年进入中国，被年轻女性争相效仿。

　　熟悉日本影视作品的观众会发现，荧屏和荧幕上的江户时代，无论男女皆身着传统服饰，但两性服饰之间的区别在于下半身。社会地位较高的武士常穿袴，需要劳作的农民、工匠则习惯穿着“股引”或是“兜裆布”，方便两腿分开；而女性上下一体的和服则使得日常移动变得极为困难，想要蹲和跪坐动作也十分不便。

　　明治维新后，政府决心西化，重新规划国民教育，建立起了由低到高的层级教育体制，也将女子教育纳入其中。女学生制服经历了许多的论战和争议后，水手服作为价廉物美的洋服代表，终于力排众议一统天下。在当时热门的各大妇女杂志上，水手服的裁剪教程经常被刊载。不断延伸的铁路网络和电气化则将城市学校中蔚然成风的水手服推广至乡村，身穿洋气的水手服成为了“文明”“、“开化”和“摩登“的象征。

　　尽管在明治维新的早期和劳动力缺乏的战时，女性也一度穿过裤装，但一旦战争结束，裙子再次成为女性着装的常态。旨在培养新式国民的新式学校，学校管理上效法军队，学生制服也成为军服的“改制版”，今天日本不少中学校服仍然能看到军服的影子。

　　如果说男生校服是效法成年军人、向士兵看齐的话，作为女生校服的水手服则是以儿童服的形式深入人心的。女性被看作蒙昧、无知且柔弱的孩童，需要男性与国家力量的保护，这一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色情与软业为了招揽顾客争相以学生为卖点，涌现大批身穿水手服从事的女生，进而形成了所谓的“JK business”。水手服的“儿童性”和它与色情意味的联结，正是社会规训女性身体的两个面向。

　　福柯在名作《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人的灵魂的历史现实是，生于被束缚与被监视。近代以来人们发现，身体，这个连接心灵与世界的枢纽，可以成为权力的对象。规训塑造个人，人的身体变成驯顺的肉体（docile body），人体纵、塑造、驯服，变得顺从和有用。人生活在全景敞视之中，关于身体的规范内容早已内化，当每个人的内心都常驻一个道德警察的时候，现实层面的警察则根本无需行动。将女性显著区别于男性的水手服限制了女性的行动，女性为了避免“走光”带来的耻感而不得不努力调适自己的步伐和步态，自觉限制自己的活动以迎合社会对“柔弱女学生”这一角色的期待。而胆敢挑战和违背这个期待的“坏分子”，必将遭遇残酷的惩罚。

　　当一种着装成为绝对主流，势必对社会中的人形成压迫，因为它剥夺了人们进行多样化选择的自主性。好在日本已经有声音呼唤从刻意凸显女性性别气质的水手服中突围。LGBTQ平权运动的兴起声援了呼唤变革的力量，已经有部分学校放弃了男女二元的思维，开始探索更多元化的校服方案。有的学校制定了统一的中性校服，也有的学校允许学生根据性别认同自行选择穿着。除了中学内部的水手服革命以外，日本女性呼唤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由职场女性发起的强制高跟鞋的“KuToo”运动声势也逐渐壮大，对职场规范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日本社会对待JK态度的变化，也可以为我国的JK爱好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反思。每个JK爱好者都有自己穿JK的目的。有的人是为了塑造个人动感活泼的形象，有的人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身形优势，还有的人是缅怀自己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如果说欣赏JK是醉心于它们的品味设计的话，是否有必要将JK对女性身体和行为的规训和束缚也全盘照搬，是可以商榷的。

　　约翰·伯格在《观看的方式》中描述了女性作为“景观”的存在：“男人注视女人，女人看自己被男人注视。这不仅决定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大部分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女人与自己的关系。”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论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对对女性一褒一贬的评价，文学中俯拾皆是的女性形象都离不开“”和“天使”这两个原型。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父权社会中女性建立起友谊极其困难，女性共同体比起男性共同体而言更容易充满混乱和动荡。针对女性的嫌恶，即厌女症（misogyny）并不是只有男性才会患上的“病症”，女人也会染上。如果说在性别意识高涨、米兔运动已逾两周年的今天，“穿短裙就该被骚扰”这类苛责个体的“受害者有罪论”已经失去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合法性，无法在女性群体中获得更多的情感认同的话，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有一类羞辱水手服女孩的观点认为，“去漫展给宅男拍就是迎合男性审美和男性凝视”“在公共场合撅起就是自甘堕落的‘鸡‘，我为什么要和‘鸡’共情？”

　　这股鉴“鸡”热潮说明，以割席为名的同性厌恶、“娼妓歧视”和羞辱从未远去。上野千鹤子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提到，在男性眼中作为客体的女性也被分为两类，“娼妓”和“妻子”，这两类女性之间互有歧视。很多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父权制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内化，维护父权社会的既定秩序，在行动上成为“父权制的代理人”，将打压同性当作纳给父权制的投名状，以顺从社会和主流话语来换取男性的承认和男性同盟的盟友身份，而不是挑战既有权力结构。网络盛行的“大奶打小三”现象、“鉴绿茶婊测试”和“防火防盗防闺蜜”等论调，无一不是这种厌女思维的体现。

　　但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大肆抨击和指责漫展女本人穿短裙、撅是迎合男性凝视，也会产生新的、更重要的是只针对女性的压迫。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之所以取得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性们突破家庭的束缚，在女权主义的倡导下形成互助的社会网络。如今借助数字媒体技术和社交网络的“姐妹联盟”席卷全球，许多在现实生活中互不相识的女性组成一个个团队，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作战，相互支持，这种联合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父权制的性别规范和权力结构，但这种基于线上交往、活跃于虚拟世界的“女性命运共同体”是脆弱而易于撕裂的。每个人都躲在匿名的社交账号背后，在泼洒恶意、污名化他人和实施网络暴力时也肆无忌惮，任何一个热点事件导致的观点不一都能迅速引发舆论的撕裂。无论是前段时间papi酱的孩子跟丈夫姓引起的“婚驴论“和“女强奴论”，还是《三十而已》引发的“全职太太是否拖了职场女性后腿”的讨论，都能见到这类言论的痕迹。

　　上野千鹤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对女性而言，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人人谈论男女平等或者女权主义的社会，内核可能仍然是极度厌女的。在真正的两性平等到来之前，愿我们可以先拥有免于被同性指责和羞辱的自由。